边家珍:西汉今文经学的特质与文化意义

  • 时间:
  • 浏览:1

   主持人先生,各位老师、同学们,大伙儿好。感谢山东大学儒学研究院给我这次与大伙儿同時 学习、交流的机会。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西汉今文经学的特质与文化意义》。提到今文经学,或多或少学者在书籍或文章中会自觉不自觉流露出轻视或蔑视之意,以为今文经学家们把儒学引入歧途,是思想史上的一大倒退。如此,今文经学些咋样所处的?它的特质是那些?从古代思想文化史的视角来看它的真价值在哪里?咋样认识其文化意义?下面我就要就此向大伙儿汇报一下我另一方的理解、认识、体会,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我分六个问题来谈:

   (一)西汉今文经学的重要特质在于经学的阴阳五行化

   我的基本理解是,今文经学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是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意识特性。从思想史的视角的看,今文经学与秦汉之际重建天道信仰、王权信仰的须要有着重要的联系,其理论特点还须要说是经学与阴阳家学说的结合,机会说是经学的阴阳五行化。实际上,这并与非 另另六个新提法,东汉班固就明确地提出了这方面的见解。他在《汉书•五行志》中说:“汉兴,承秦灭学时候,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

   从经学发展史的角度说,班固的“始推阴阳”之说与非 很准确,机会经学与阴阳五行说的自觉结合,从秦汉之际的伏生就时候时候时候刚开始 英语 了。伏生是汉初今文《尚书》学的开创者,他比董仲舒大七八十岁,从事经学活动的时间也要比董仲舒早几十年。不过,班固说董仲舒揉合《春秋》学与阴阳五行说,“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什么都有错行”(《汉书•董仲舒传》),构建公羊《春秋》学思想体系,为儒家经生们所推重、效法,完与非 合乎实际的。董仲舒时候,汉代经学加速了阴阳五行化,今文经学家对“五经”的阐释与运用,与阴阳五行说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如翼奉进一步发挥《齐诗》的“五际”说,《礼》学则大讲“明堂阴阳”等皆是。

   有学者提出今文经学属于“墨学遗流”,这是仅从董仲舒“天志”的用语作出的判断,虽与经学的阴阳五行化有一定的关联,然后,显然这一 判断忽略了今文经学的儒学特性。机会仔细辨析起来,墨家讲“天志”的天,近于殷商人格神的天帝;而董仲舒讲的天,更接近于周人所讲的天。二者是不同的。

   (二)经学的阴阳五行化是基于重建天道信仰、王权信仰的须要。

   今文经学的所处发展,与寻求统治的合法性有重要关联。合法性问题是统治者须要面对并要从理论上做出回答的问题。

   大伙儿知道,汉景帝时另另六个多 所处过辕固生与黄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汤武革命的正当性问题。清河王太傅辕固生与黄生争论于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社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如此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黄生以冠履之喻来强调君权绝对独尊,说汤放桀、武王伐纣为以下犯上,不具有正当性,显然近于法家的论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引费仲曰:“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韩非子另一方曾明确的说:“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

   辕固生所持为儒家的观点,认为君权虽尊,但有另另六个前提,那什么都我君王须只是有道之君,然后一段话,受民众拥护之人可取而代之。二人的争论,最终还是要指向刘汉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上古时期,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机会说王权信仰问题,老什么都我与天道信仰密切联系在同時 的,是对王权予以神化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这里大伙儿有必要对秦汉时候历史上的基于天道观念的王权信仰做另另六个简单的回顾:

   《礼记•表记》上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的主神什么都我高高在上的“帝”。殷墟卜辞中说,帝能“令风”、“令雨”、“降祸”、“降馑”。帝能应诺、佑护人事,所谓“帝若(诺)”、“帝又(佑)”,对祖灵、战争、农事、生死有着绝对的权利。然后,商人对“帝”极其崇拜,几乎是每事必通过卜筮以询问“帝”之旨意。在殷人那里,如此出先下界人的行为还须要感动“帝”的观念,天人之间不所处“互动”关系。另外,“帝”在商代还兼有祖先神的意义在里面。“帝”字在甲骨文中的形象,像花蒂,用以表示祖先神、老祖宗之义。

   到了周人那里,不再崇拜“帝”,而更多的是以“天”作为崇拜的核心。周人喜欢给天加在“皇”、“昊”、“旻”等修饰语,以形容其伟大。《尚书•多士》说:“昊天大降丧于殷”。在周人那里,“天”是包含自然的特性而同時 兼具一帮人格神的或多或少特性,而不再像殷人的“帝”是个具体的人格神。同時 ,周人把祖先神从至上神“天”那里分离出来,成为周代生活中的政治偶像。当然,那些先公先王是承受了天命的。《大雅•大明》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重要的是,周人用“德”充实了“天命”的内涵, “敬德”成了保持“天命”的关键。周公告诫成王说:“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意思是说君王无德,就不再葆有天命。而“德”的重要内涵是“保民”。王权受命于天的合法性,须用“敬德保民”来获得证明。这一 问题一般教科书上讲得什么都有,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要之,周人用“自然之天”、“道德之天”这一 至上神,取代了殷人的“帝”这一 喜怒无常、“不可捉摸”的人格神。这是宗教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具有重大的意义,用今天的学术一段话来说,什么都我周人时候时候时候刚开始 英语 了由神本向人本的思想转移,是意识特性上的巨大进步。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主什么都我从社会特性“嫡长继承制”的意义上讲这一 话的,大伙儿也完整性还须要从宗教文化的进展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 话。一帮人把周人的天道观比拟为“人文精神的曙光”,或多或少与非 为过。我另一方认为,汉代今文经学的基本精神,便是从这里脱胎而来的。

   春秋时,孔子信从周文化,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言“天”太少,但从现存的相关一段话中,也还须要看出周文化的鲜明特性。他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说尧能效法天的德性。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体现出对“天”的权威性的认同。战国是“争于气力”的时代,礼坏乐崩,诸侯争雄之时,“天”的权威性隐而不彰。战国晚期,荀子更讲天人相分,认为“治乱非天”(《天论》)

   从战国到汉初,社会所处分裂、动荡的情況,人心所向是天下一统,用孟子一段话说是“定于一”,上上下下都希望出先另另六个稳固的、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如此,显然,在意识特性领域咋样重建天道信仰、王权信仰就成为须要考虑的、具有紧迫性的问题了。这一 问题秦代如此处里,到了汉初仍悬而未决,汉武帝于元光元年下诏问道:“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为社 起?”在这一 情況下,今文经学家恰逢其时,大伙儿基于周代“天”这一 范畴,借不利于阴阳五行理论,力图重新把天道人道再次联系起来,为重建天道-王权信仰服务。

   机会一帮人会问:周代的“天”与非 在春秋战国时代受到了怀疑、质疑、甚至否定了吗?《诗经》中与非 有怨天、恨天一段话吗?荀子与非 提出了“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一段话了吗?为那些今文经学家们还能利用“天”这一 范畴呢?这里我略作解释,周代“天”的含义主要有三,一是人格神,机会叫主宰之天,二是自然之天,三是义理之天。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上的进步,天的“人格神”含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否定了。然后,有或多或少须要明确,什么都我周代以降,“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的含义仍然交织在同時 ,区别不开。“义理之天”也还须要理解为“道德之天”。借用董仲舒一段话说“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而今文经学家聪明就聪明在,以当时被普遍接受的阴阳五行理论 “见之”“理之”。机会,阴阳五行说既有自然方面的意义,与非 义理方面的意义,“五行”相克相生乃是自然问题,具有某种自然主义的性质,用大伙儿今天一段话说是包含“科学”的特点,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比如说吧,今文经学家们还须要如此说:大伙儿所讲的天人感应,与非 说天上坐着另另六个老天爷,大伙儿一烧香叩头他就知道了,如此如此讲,那是迷信;大伙儿要讲的是阴阳五行感应论,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人同构,人副天数,天之阴阳五行与人之阴阳五行是相通的,这是“科学”的感应论。另另六个多 ,大伙儿就要能把重新把天道与人道联系起来,从而为重建天道信仰、王权信仰服务。

   (三)经学的阴阳五行化的过程

   要讲经学阴阳五行化的过程,如此不首先追溯到战国时的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战国之时,传统的天命观时候时候时候刚开始 英语 动摇,时候作天子的要“受命”,然后者则要“革命”。战国时周天子衰微,用不着“革命”了;而群雄角逐,究竟那另另六个国王可做天子还没定,什么都有“受命”说正有其须要。呼应这一 政治须要,邹衍提出了其著名的“五德终始”理论。所谓“五德”,即指金、木、水、火、土五行。这一 学说的意思是,五行按相克机会说相胜的顺序,不停的变换运转。根据《吕氏春秋•应同》篇的记载:“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某一德当令时,天就会显示或多或少祥瑞。应此德者即可为天子。此一德衰了,就会被下另另六个德所取代,也什么都我改朝换代了。说黄帝之时,天显现了大蚯蚓、大蝼蛄之祥(“天见大螾大蝼”),黄帝应土德而做了王。他的颜色是尚黄的,制度是尚土德的。其后土德衰弱了,五行中木克土,什么都有天现木德之祥,“草木秋冬不杀”,禹应木德,取代土德而做了王。此后商汤以金德(“见金刃生于水”)而克夏禹之木德,周文王又以火德(“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而克殷商之金德。邹衍以五行相胜讲王朝更替,是受战国时社会思潮的影响的,机会当时还须要预见以征战杀伐的手段统一天下,乃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教科书上通常把邹衍视为阴阳家的创始人,实际上他包含鲜明的儒家色彩,机会说什么都我“准儒家”吧。桓宽《盐铁论•论儒篇》中说:“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终始之论,卒以显名。”司马迁在《史记》中把邹衍的传附在孟子、荀子时候,大慨也是看出了他与儒家的内在联系。他说邹衍造五德终始说,是因见“有国者益淫奢,如此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然其要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汉初,今文经学家伏胜著《尚书大传》中讲《洪范》,自觉地、创造性地运用了五行说。《尚书•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大体上讲,这里作者说的与非 水火木金土的自然属性。“金曰从革”。革本指皮革,后引申为变革之意。从直观经验上说,金与皮革的坚韧耐用、难以改变等特点容易联系在同時 。钱钟书《管锥篇•周易正义》中说:“盖以牛革象事物之牢固不易变更,以见积重难返,习俗难移,革故鼎新,其事殊坚也。”润下作咸,大慨是从海水得出来的观念。炎上作苦,大慨是因食物被火烧焦则味变苦。而伏胜在《尚书大传》中什么都我出了另外一番道理:

   “母猪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 也什么都我说:木性的变异,主什么都我与农政方面的过失有关。

“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学与文化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20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